產業轉移應成為民生之福

　　在勞動力成本、內部交易成本攀升及環境壓力的影響下，東部需要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和市場；而中西部地區經過多年的財政投入和市場調整，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承接產業轉移的能力和意愿明顯增加，加上國內縮小東西部差距的政策推動，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漸成氣候，從而使國內區域產業結構、產業分工與合作以及勞動力就業空間分布隨之發生深刻變化。

　　在產業西遷的新浪潮中，不容忽視的是，西部和東部的經濟差距依然懸殊，西部工業化節奏驟然加快與脆弱的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日趨明，顯。重新聚集和產生的社會財富如何分配？如何保障群眾在新一輪產業轉移中獲益？如何使產業轉移成為民生之福？這些都成為十分尖銳和“兩難”的命題。

　　產業轉移應和現階段政府的重要任務相結合，將民生作為重要坐標。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具體體現，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務。

　　剛剛結束的第六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溫家寶總理也提出，這十年，中國發展進程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是堅持民生優先，始終把保障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努力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發表題為《中國經濟的熱點與難點》的演講時亦表示“民生領域是穩增長最大的空間”。

　　在以產業為經度、以民生為緯度的坐標中，要把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放在產業轉移的重要位置，突出節地、節能、節水、節材，將基本農田、重要自然人文資源和生態保護區、環境脆弱區作為禁止和限制開發的地區，嚴格控制這些地區的開發活動

　　產業轉移承接地要用足后發優勢，提高項目落地門檻，拒絕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項目落地，著力解決重金屬、飲用水源、大氣、土壤、海洋的污染等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絕不靠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來換取經濟增長。

　　產業轉移應和城鎮化進程相結合。城鎮化是降低私人和公共投資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降低公共服務供給平均成本的重要渠道，有助于普及基本公共服務，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近十年來，我國經歷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強勁動力。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走出了一條集中型與分散型相結合、據點式與網絡式相結合、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道路。

　　東部產業轉移中可主動選擇中西部基礎設施、資源環境較好的中小城鎮布局，以相對東部和一線城市而言較低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整合資本、技術等要素，誘發新的技術創新和流動。

　　在此過程中，一方面，中西部勞動力尤其是農村富余勞動力將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帶動城鎮居民和農民增收，逐步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另一方面，群眾可以從土地征用中獲益。

　　此外，以大量工業項目帶動的人口集中將自然而然地促動西部中小城市完善基礎設施，改善人居環境，提升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水平，推動住房、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供給及公平分配。

　　產業轉移應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相結合．產業轉移與民生建設的“對接”必須符合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和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趨勢，才能獲得持續的動力和生命力。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人類文明史上繼蒸汽技術革命和電力技術革命之后科技領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飛躍。這次飛躍導致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發生變化，世界貨幣金融關系變化加速，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更加頻繁。為順應這一態勢，我國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將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和新材料等產業作為重點發展領域。

　　中西部在承接東部產業時，應具備超前眼光，秉承傳統工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共同發展的原則，提高核心競爭力，并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

　　實際上，不少中西部地區正在進行積極的嘗試。不久前，生產技術水平極高的集成電路項目——三星電子高端存儲芯片項目在陜西奠基。而此前的2010牟，國內第一個以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為動力的城市就已在吐魯番市開建。這些項目是中西部高起點承接東部產業的示范，培育并帶動了中西部新能源、新材料、現代服務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產業轉移能否成為民生之福，是考驗執政者智慧和責任心的重要命題之一，它取決于戰略機遇期宏觀政策的導向，取決于中央和各地土地、財稅、民生政策的耦合效果和企業家的戰略眼光。如果運用得當，產業轉移將釋放出巨大的潛力，推動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善民生方面繼續平穩快速前進。